張明福
編史修志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繁榮昌盛的重要標(biāo)志和動因。正是一代一代的國史和地方志，把中華民族的歷史清晰地留在了世人面前。德州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編史修志從明代以來延綿不斷，對研究德州區(qū)域的歷史留存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但是，由于歷代的修志者所秉承的觀念不同，更多地還是受當(dāng)時社會的政治觀念、科學(xué)技術(shù)水平的制約，編修出的志書難免會存有錯訛、遺漏和充滿迷信色彩的記載，為后人讀史留下了諸多障礙。
德州舊志中的錯訛
◆德州在明代至清雍正年間一直領(lǐng)3個縣，即平原、陵縣、德平。但明嘉靖、萬歷，清康熙、乾隆《德州志》以及民國《德縣志》，一直記載為領(lǐng)2縣，即平原、德平，始終未見陵縣。
◆德州“甲申殊偽”事件中，本來謝升是策劃者和指揮者，《清史稿》以及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均記載為：“（謝）升與明御史趙繼鼎、盧世傕逐（李）自成所置吏”。清都察院右副督御史張忻撰寫的《清內(nèi)院大學(xué)士謝升墓志銘》也說：“會闖（李闖王）禍，神京失守。聞鼎湖變，北望日夕痛哭。而偽官在德者，鍛煉士紳，索貲貨。公（謝升）乃倡人義，授弟（謝陛）指率德人殺偽官于庭，德賴以安”。但康熙、乾隆《德州志》和民國《德縣志》均不記載謝升參與殊偽事件，不知原因是何。
◆謝重輝為謝升側(cè)室汪氏所生，繼配于氏所養(yǎng)，謝升死時謝重輝僅出生6個月，這在謝升的墓志銘中說得很清楚。但乾隆《德州志》、光緒《德州鄉(xiāng)土志》、民國《德縣志》卻說謝重輝是謝陛之子，是謝升的嗣子。
◆孫星衍任山東督糧道僉事的時間是嘉慶元年（1796）至十二年（1807），但民國《德縣志》卻記成嘉慶十年（1805）至十二年（1807）。孫星衍為官德州的實際時間為12年，可《德縣志》卻說成了3年。試想，孫星衍在德州干了那么多事，這么短的時間怎能完成呢？
◆民國《德縣志》卷四記載：“清大理寺卿孫勷墓在城東德水河陰，距城十五里”。這里的“城”不是德州城，應(yīng)為陵縣城。按《陵縣志》卷四記載，“德水，在縣城東十里，俗稱十里河”。更有實物為證。上個世紀(jì)70年代，陵縣城東侯家莊曾出土孫勷的墓志，80厘米見方，厚約30厘米。因多次搬運，大部分字跡模糊不清，惟有可識的幾個字。排列如下：“恭人……子未手撰……子八人，于盛，壬午舉人，卒；子□復(fù)姓李，……監(jiān)生于謚、于盙、于盩……于盉……”。從墓志銘的內(nèi)容看，這方墓志，應(yīng)是孫勷的墓志銘無疑。
◆兩次發(fā)現(xiàn)“董子讀書臺”石刻。
先是明正統(tǒng)六年（1411）德州知州常景先重修文廟，在地下深處掘出“董子讀書臺”碑，訪尋原址復(fù)立。因董仲舒曾作《春秋繁露》詩，又稱為繁露臺。德州有關(guān)“董子讀書臺”的記載始于此。弘治十二年（1502），山東巡撫王儼命濟南府同知王從鼎構(gòu)祠堂3楹，塑像專祀董子。筑臺，樹故碣于其后。嘉靖六年（1527），史麟重修，增為12楹；建座以居像，設(shè)主以題銜，移故碣于祠堂之前，構(gòu)高亭以覆之；東西翼以廂房，內(nèi)因曰“斯文一脈”，外匾曰“董子書院”。萬歷四十三年（1615），知州馬明瑞將董子祠移至州城西門外衛(wèi)河?xùn)|岸開闊地上重建。周圍高墻，南大門前為牌坊，上題“天人大儒”。院內(nèi)有門3道，中建董子祠4間，肖像其中。董子讀書臺碑立于祠前。附書院，名醇儒書院。
再次發(fā)現(xiàn)是康熙五十年（1711），山東督糧道僉事朱廷楨在城西南柳湖建柳湖書院，掘地得舊碑，乃知為‘董子臺’故址。是科盧見曾與趙時中同時中舉人，以后德州科第蟬聯(lián)。
◆德州十二連城的記載中有“半邊營”的記載，實際是該項工程修建時間倉促，還未修完，朱棣的靖難大軍就打到了德州，不是人為修建成只有南北墻而無東西墻的樣式。
◆田雯在《長河志籍考》中說：“瓜隱園在城東二十五里徒駭河岸上。”實際上，田雯在這里將“馬頰河”說成了“徒駭河”。
德州舊志中的遺漏
◆德州左衛(wèi)曾于明宣德年間移出一個千戶所到武定州，此后該所不再屬德州左衛(wèi)管轄，而是直屬后軍都督府。但明嘉靖、萬歷，清康熙、乾隆《德州志》，民國《德縣志》均未記載此事。據(jù)《武定府志》記載，“復(fù)置武定守御千戶所，乃調(diào)德州左衛(wèi)所官與軍充之。直隸后軍都督府。設(shè)正千戶三人，副千戶七人，百戶十人，鎮(zhèn)撫一人，吏目一人，司吏、典吏各一人。京操軍四百四十人。（春戌二百人，秋戌二百四十人）。外舍余，軍余，并屯軍余，亦復(fù)四百人。其屯軍地，凡七十頃六十三畝，外又有贍軍地七十一頃五畝?！?BR>◆明天順元年（1457），英宗封第二子朱見嶙為德王。當(dāng)年，德州開始修建“德王府”?！暗峦醺边x址在什么地方，史書未作任何交代。只知道德王后來在濟南就藩。
◆乾隆行宮的修建時間、占地畝數(shù)、所用銀兩、督修者、所用兵役、平時看守、圮廢時間、物料去向等都一字未提，給后來人留下太多遺憾，現(xiàn)在只能從清宮檔案中找到零星記載。它說明光緒《德州志略》和民國《德縣志》的纂修人員，沒有下苦功夫來撰寫歷史，大有應(yīng)付公差的嫌疑。
◆明初北廠的水次倉和城內(nèi)的倉廒規(guī)模，所有德州舊志均不見記載。
◆崇禎十六年（1643）二月初四日，清軍搶掠德州，《明史紀(jì)事本末》和南七里鋪《陳氏族譜》都有記載，但所有清代以來的德州舊志均未記載。
◆哨馬營減水閘，本是永樂十年（1413）所開，明代德州志記載：“（于）德州西北隅開泄水支河一道，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但清代德州各志卻記成：“乾隆十三年（1748）5月，劉統(tǒng)勛奉命到德州哨馬營開挖減水河”。
德州舊志中的迷信記載
◆《德州鄉(xiāng)土志·宋性傳》說宋性因永樂皇帝修建北京故宮，被派往云南（古四川）馬湖采伐大木（楠木）?？撤ハ聛淼拇竽驹谏街羞\不出來，宋性等人無奈禱于天。不一會功夫，天下起大雨，山間形成水流，就將砍下來的大木漂出山來。當(dāng)?shù)厝烁械胶苌衿?，認(rèn)為宋性就是神仙，于是修祠祀之。光緒《德州鄉(xiāng)土志》與歷次《德州志》、民國《德縣志》全都沿用這個記載。即宋性于“永樂二年（1404）升四川右參政，監(jiān)采馬湖大木（現(xiàn)云南省綏江縣，楠木），山谷紆阻，所需工費億萬，土人尤不堪命。宋性禱于天，水忽暴至，木自嶼中漂出，土人警為神，建祠祀之”。
◆《德州鄉(xiāng)土志·張惠傳》說張惠任監(jiān)察御史巡按云南時，得知有一名叫張善的御史因妖蛇纏身病臥在池口驛中。張惠前去探視，并留下來為其治湯藥。一會兒，妖蛇挾風(fēng)而至，張惠拔劍射之。風(fēng)停雨歇后，張惠發(fā)現(xiàn)妖蛇藏匿在樹上，便讓胥吏在樹下點火燒樹。蛇被燒死，從樹上掉到地上。張善的病也就痊愈了。在過沅陵時，見居民家起火一直燒了數(shù)百家，經(jīng)詢問得知是惡鳥啣火所致。張惠馬上給城隍?qū)懥艘环庑?，讓其對惡鳥進行處罰。第二天，人們就看到眾多的惡鳥紛紛投江而死。
◆《德州鄉(xiāng)土志·謝升傳》中記載謝升在任滑縣知縣期間，縣內(nèi)發(fā)生了一起滅門案。一戶五口之家，一夜全被毒死。結(jié)果謝升破案時，在剛進門媳婦娘家院內(nèi)的一棵石榴樹下，挖出一個特大的蝎子，俗稱蝎精，說是五口人死于非命為蝎精所致，就將這起兇殺案草草結(jié)案了。現(xiàn)在看來有些荒唐。根據(jù)光緒《德州鄉(xiāng)土志·耆舊錄》卷十六記載：謝清義初任滑縣令，有某居室娶新婦。婦家饋一梨碩大無朋，居室喜分餉家人。置夜，舉家死而新婦獨免。前令鍜鏈成獄，坐新婦大辟。謝（升）至，推勘無所得，親往婦家。視其樹茂甚，詢之僅結(jié)一實。謝命伐樹，掘地得一巨蝎，大如箕，婦冤遂雪?，F(xiàn)在看來，此滅門慘案簡直匪夷所思。謝知縣既不驗尸提毒，又不根據(jù)利益鏈去推理斷案。反而挖出一只來歷不明的大蝎子，就將其定為滅門元兇，實在有些荒唐無稽。
◆盧蔭溥升任體仁閣大學(xué)士時，民國《德縣志·大事記》說當(dāng)時有特殊的天文現(xiàn)象出現(xiàn)，目的在于應(yīng)驗“天人感應(yīng)說”?！按笫掠洝闭f：“德州當(dāng)時晚霞如白晝，霞光滿天”。借以說明盧蔭溥的升官，也是神明所授。
以上列舉的這些舊志中的紕漏也好，還是迷信記載也好，都需要讀志者加以甄別，否則會鬧出不必要的笑話。這些糟粕的存在告訴我們，在讀舊的史書時不能盡信書，需要人們具有一定的甄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