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資料照
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也是毛主席關(guān)于宗教問題批示50周年。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周恩來總理寫給黨中央的一個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這個報告很好,唯獨沒有宗教研究所。對世界三大宗教,我們沒有知識,國內(nèi)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lǐng)導的研究機構(gòu),沒有一本可以看的刊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很少。例如任繼愈發(fā)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按照毛主席的批示,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50年來的實踐證明,只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指導宗教研究,才能正確地對宗教進行分析研究,并指出宗教唯心主義的本質(zhì)。堅持無神論的觀點,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從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出發(fā),找出其固有的規(guī)律性。任繼愈先生正是在實踐中自覺接受和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研究的指導,從而確立了他作為中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宗教研究第一人的歷史地位。
任繼愈關(guān)于漢唐佛教思想研究、關(guān)于中國佛教史研究、關(guān)于中國道教及道教史研究、關(guān)于儒教就是中國宗教等研究成果,無不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尤其是關(guān)于“儒教就是中國的宗教”的提出和研究,填補和發(fā)展了中國宗教學研究的空白,哺育和培養(yǎng)了一大批新中國關(guān)于宗教研究的高級人才。
書香門第的熏陶,培養(yǎng)了任繼愈對哲學和宗教學研究的濃厚興趣
任繼愈1916年出生在平原縣北任村的一個書香門第。明永樂二年,任繼愈的一世祖任財富從平度移民來到平原縣。傳至第五代任天錫時,任氏家族進入了一個強盛時期。
任天錫,字廷玙,號一峰,連續(xù)三次參加鄉(xiāng)試并未考中舉人。任天錫把希望寄托在子孫后代身上。他希望子孫們成為讀書人,不惜重金請了名師在家中開班教育子孫。子孫中考中舉人、進士的多人,當過官或有官職列入縉紳的達到120多人。到任繼愈已是任氏家族的第二十一代。家庭的影響使童年的任繼愈養(yǎng)成了善思好學、刨根問底的思維習慣。
有一天,任繼愈的爺爺將一個裝過煤的竹籃子遞到幼年任繼愈手里,讓他到附近河里打一籃水來。任繼愈照做了,等他回到家時,竹籃里一點水也沒有了。爺爺笑道:“你再跑快一點。 ”任繼愈回到河邊,盡管回來時跑得很快,水還是很快漏光了。他對爺爺說:“用竹籃子打水是沒有用的。 ”爺爺讓他仔細看看手中的籃子,任繼愈發(fā)現(xiàn),原來沾在籃子上的煤炭沒有了,籃子干凈了許多。爺爺告訴他:“這和你讀的古典書籍一樣,你可能只記住了只言片語,其中的意思或許你一點也不懂得??墒?,在你閱讀的時候,那些文字以及你朗誦時的氣氛會影響你,會凈化你的心靈。 ”
任繼愈曾說過:“宗教的基礎(chǔ)是信仰,哲學的基礎(chǔ)是懷疑,懷疑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從懷疑出發(fā),無窮地探尋未知的大千世界,這種兒童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這樣的家教氛圍中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充分的調(diào)動。
而任繼愈的父母又有自己的教育方法。簡而言之就是家庭民主,為孩子讀書創(chuàng)造必要的條件。為他們買各種書、送他們到最好的學校去接受教育,至于考多少分從未過問,全憑自覺。報考什么學校、從事什么職業(yè)一律不管,全由自己拿主意。所以任繼愈三兄弟個個學習出類拔萃,而且從小就善于獨立思考,長大成人后每臨大事特別有主見。任繼愈先生是國人共知的一代宗師,他的弟弟任繼亮也是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后在中國經(jīng)貿(mào)大學任教授,小弟任繼周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草業(yè)科學的奠基人。這種充分自主發(fā)展的家庭環(huán)境和無時不在富含哲理的啟發(fā)誘導,造就了任繼愈成為一個哲學家的基本素質(zhì)。
1928年任繼愈考入了平原縣立初級中學,這時他讀了大量家里的藏書,像《二十四史》《四書》《五經(jīng)》,還有當時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 《四部叢刊》《東方雜志》等。 1931年7月,任繼愈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在這里,他有機會讀到張絢、胡適、梁啟超、唐蘭、馮友蘭等人的書,使任繼愈對哲學和宗教的興趣又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1934年,任繼愈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這個專業(yè)很難在社會上找到合適的職業(yè),但任繼愈對這個專業(yè)癡心如迷。從此他開始了哲學、宗教學學習研究的艱辛而又漫長的學術(shù)歷程。
任士憑對任氏家族的影響溶入到代代相傳的血脈里
平原任氏家族遵循 “耕者耕,讀者讀,各盡其能”的祖訓,傳至第七代出了個任士憑。任士憑,字可依,號思亭,生于明嘉靖五年(1522)。在任士憑2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有兩件大事載于史書,而且這兩件事都與歷史上的宗教與哲學有關(guān)。
一是打擊“恃寵驕恣”的道教正一道。自漢代起,正一道就在中國社會中占有重要位置。到明代朱元璋登基后,張正常被授予“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道大真人”之封號,給予銀印,視二品。張正常去世后,連續(xù)七代后人都被封為正一嗣教大真人,爵位視二品。第四十六代正一道張元吉、第四十九代張永緒,恃寵驕恣,誤作非為,這讓時任順天府尹的任士憑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恨之入骨,毅然上書朝廷,請求對他們 “削黜治罪”。但朝廷并沒有采納任士憑的意見,反而調(diào)整了他的職務(wù),由順天府尹改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又改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在明朝,南京為留都,六部齊全,但與北京六部的實權(quán)比起來差遠了。南京六部的官員多是在朝中意見與朝廷不一致或者快到退休年齡的官員充任。
但任士憑并沒有就此罷休。任士憑任江西巡撫任時,仍上書極力建言削去張真人的封號,對犯罪的削黜治罪。穆宗采納了任士憑的意見,革去了張永緒大真人的封號。對那些橫行鄉(xiāng)里,搶奪民女、詐人財物的犯罪道人逮捕入獄充軍發(fā)配,沉重地打擊了正一道教的囂張氣焰。
任士憑辦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復查明武宗時贛南提督王守仁平叛一案。王守仁,自號陽明,是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大儒。王陽明28歲考上二甲進士,后來提督贛南軍務(wù)。
正德十八年 (1519)6月15日,王陽明行至江西豐城,聽到寧王朱宸濠叛亂的消息,他立即轉(zhuǎn)道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diào)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xiāng)官王懋中等,于7月26日平亂結(jié)束。因為朝中宦官讒言對王陽明的功勞未能論功行賞,只給“新建伯”封號和南京兵部尚書的虛銜。明隆慶元年(1567)3月,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上書皇帝,請求復查王陽明封爵一事。
吏部尚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復查征藩實跡。任士憑接到吏部文書后,親自對事件及牽涉人員認真調(diào)查,于隆慶元年十月以《江西奏復封爵咨》送達吏部。在這篇調(diào)查報告中,任士憑詳盡地敘述了王陽明平息朱宸濠叛亂的經(jīng)過,認為王陽明的平叛之功堪比開國元勛劉伯溫。明穆宗批準了任士憑的報告,詔贈王陽明“新建侯”,謚“文成”,給鐵券,子孫承襲。這樁被認為是明朝二十四大懸案之一的案子終于塵埃落定。
任士憑作為任氏家族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代,成為任氏家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到清乾隆年間任氏家族入仕的120多位后代中,都以任士憑為榜樣,以社會為重,以民族為重,以道義為重,在民間留有很好的口碑。
任士憑辦的這兩件大事,一個涉及宗教問題,一個涉及宋明理學即哲學問題。任繼愈不可能從祖先任士憑那里得到多少宗教和哲學的教益,但家族史上曾有過這些事,族譜和縣志都有記載,這不可能不引起任繼愈的關(guān)注。他要對先祖的功過做出恰當?shù)脑u估,就必須對當時的宗教和宋明理學以及王陽明的思想有清晰的了解,這自然就成了他關(guān)注哲學與宗教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小出生成長在官宦世家的封建大家庭里,也給任繼愈提供了研究宗教的活教材。他開創(chuàng)儒教是宗教的學說,在自己的家族中便可尋到大量理論依據(jù)。任繼愈作為任氏家族第二十一代,與七世祖任士憑相隔300多年,但在他的哲學與宗教學研究方面卻有家族遺風。
在他選擇報考北大哲學系下決心研究哲學的時候,雖然面臨著畢業(yè)即失業(yè)的危險,他依然義無返顧,并且他把哲學研究方向由西方哲學改為中國哲學。
同時,任繼愈在哲學和宗教學研究中,從不信宗教,他說,如果研究宗教的人信宗教,本身就比人家矮了半截,怎么去搞研究呢!在學術(shù)研究中,他堅持只說弄明白了的話,從不說違心的話,他從不隨聲附和、趨炎附勢。正如他的導師熊十力先生對他的評價那樣,“有古人風”。他這種“古人風”恰恰正是他的先祖任士憑身上所具有的那種高風亮節(jié)。
(未完待續(xù))
□齊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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