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民
　　“叮鈴鈴，叮鈴鈴……”
　　電話鈴聲不斷地響著，可始終沒人接。這是鄧友梅先生15年前給我的家庭電話號碼，難道是更換了新的號碼？再不就是鄧先生年齡大了，耳朵有些背？要不就是人不在家？我在心里猜測著各種可能，但又不甘心。于是，我把電話號碼給了平原縣文旅局局長劉友冰同志，請他再試試。不一會兒，劉局長把電話打回來說鄧友梅先生的電話要通了，讓我給鄧先生再打一個電話。于是，我趕緊打過去。電話果然通了。我報上姓名，并說打算最近去看他。他有些興奮而驚奇地說：“歡迎歡迎，我們已有好多年沒見面了吧？”我讓他把新的家庭住址告訴我，他說了半天也沒說清楚。只聽他大聲地喊：“舞燕，舞燕，你來聽電話。”韓舞燕女士是他的夫人，我和她也熟悉。我們在電話里互致問候后，她把新的家庭住址告了我，并約定星期四我來北京拜訪。
　　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上午，我和劉局長一行如約來到鄧友梅先生北京的寓所。房門打開的一瞬間，我一下子愣住了。眼前這位頭發(fā)花白，長長的胡須飄逸在胸前，雙目炯炯有神，頗有些道骨仙風的長者，就是鄧先生嗎？正在我發(fā)愣的時候，就聽到一陣爽朗的笑聲：“歡迎歡迎，我們都老了。”我緩過神來，緊緊地握住鄧友梅先生的手，感慨地說：“鄧先生好，我們2006年在家鄉(xiāng)一別，已經15年了，你身體可好？”鄧友梅先生說：“還好還好。我已經91了?！表n舞燕女士也和我們一一握手，然后，我們一行在客廳里坐下。
　　對家鄉(xiāng)的懷念是永恒的話題，尤其是對一位從小離開家鄉(xiāng)，而又對家鄉(xiāng)念念不忘的91歲老人來說，見到家鄉(xiāng)人，聊起家鄉(xiāng)話，很容易勾起一生的美好回憶。鄧友梅先生是平原縣王鳳樓鎮(zhèn)鄧莊人。1931年3月1日生于天津。由于父親失業(yè)，在他8歲時舉家遷回平原老家。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1943年鄧友梅在家鄉(xiāng)參加了八路軍，當小交通員，經常潛入日本鬼子的炮樓里向外傳遞情報。1988年美國著名作家、《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來華訪問時，作為老朋友鄧友梅建議他到家鄉(xiāng)平原看一看。鄧友梅專程從北京趕到平原陪同索爾茲伯里來到他當小交通員的地方，參觀了王鳳樓鎮(zhèn)馬腰務村北頭當年日本鬼子修筑炮樓的遺址。當說到這段往事的時候，韓舞燕女士插話說：“當時有關部門不同意索爾茲伯里去平原采訪，老鄧據理力爭，有關部門才放行?！表n舞燕女士是新華社資深記者，常年在香港分社和《半月談》雜志工作，她曾經參與了香港回歸有關活動的報道。她說的這些話還是很權威的?？梢娻囉衙废壬鷮亦l(xiāng)的熱愛程度有多深。鄧友梅先生從1983年到2006年先后5次回到故鄉(xiāng)平原。每次都有新的變化和感受。他先后寫下了《說說故鄉(xiāng)平原》《再說故鄉(xiāng)平原》《平原行》《今日故鄉(xiāng)平原》等大篇幅的文章，均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字里行間充滿著對家鄉(xiāng)的那份眷戀和牽掛。這些文章鼓舞和激勵著家鄉(xiāng)人民為實現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奮斗。
　　這次去北京拜訪鄧友梅先生，我特地給他帶去了我出版的兩部書，一本是我寫的反映平原歷史文化的《從遠方走來》，另一部是我主編的《平原歷史文化研究文集（上、中、下）》。當劉局長把這兩部書送給鄧先生時，他非常高興地接過來放在茶幾上，戴上老花鏡立刻就翻起來。連聲說“這個好”。我告訴他我退休后，用10年時間搜集、挖掘、整理平原歷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人物和民風民俗等。出版了16期《平原古今》雜志，選出其中的部分文章結集出版。鄧先生非常贊同。他把每一本書的目錄看了一遍，抹一把胡子說，這件事做得好，做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記祖宗。知道自己是從哪兒來的，才能明白到哪里去。我告訴他書中有一篇是記述他的文章，題目是《鄧友梅：把根扎在故鄉(xiāng)的沃土里》。他翻開書瀏覽起來。這時，韓舞燕女士說，近幾年德州來過幾次人，說是要給老鄧建一個文學館，說他是德州的名人。劉局長說，縣里正在建設歷史博物館，可以把鄧先生的內容放進去。鄧先生說，不要給我個人建什么館。我給家鄉(xiāng)沒做過什么貢獻，誰對家鄉(xiāng)做過貢獻就把誰放進去，大家在一起。大家越談越高興，不知不覺時間過去了一個多小時，我們一行起身告辭，鄧先生拄著拐杖站起來，我緊握著鄧先生的手，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能再回家鄉(xiāng)看一看，他笑起來，胡子一顫一顫地說，爭取吧，但愿能隨人心愿。我們期待著鄧友梅先生能再有一次故鄉(xiāng)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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